早朝的时候，杨嗣昌接到了皇上的圣旨，以内阁大臣、兵部尚书的身份，出任兵马大都督，统领中原各镇的兵马，负责剿灭流寇，赐予尚方宝剑，可便宜行事，让杨嗣昌没有想到的是，皇上令户部给他拨付了五万两白银，这让杨嗣昌差点落下了眼泪。
作为内阁大臣，户部的困窘，杨嗣昌很清楚，春季的赋税还没有开始征收，户部的库房空空如也，连朝中文武大臣的俸禄都不敢保证，根本拿不出来钱粮，这五万两白银，恐怕不是户部库房拨付出来的，而是皇上从自己腰包里面掏出来的银子。
其实皇上也没有银子，皇宫之中的开销一再的压缩，已经到了不能够再省的地步。
杨嗣昌毕竟是兵部尚书，知晓中原的局势，内阁按照皇上的要求，商议如何处置原五省总督熊文灿的时候，杨嗣昌已经开始思考，若是负责剿灭流寇的事宜，自己应该怎么做。
以内阁大臣、兵部尚书的身份，出任兵马大都督，这样的安排并非先例，当初后金鞑子入关作战，都督卢象升兵败身亡，内阁次辅刘宇亮就曾经出任兵马大都督，面负责抵御流寇的事宜。
经过对中原局势的分析，杨嗣昌担心的事情不少，不过最为担心的还是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派遣监军的事宜。
每一次的征伐，皇上在任命兵马统帅的同时，都会任命监军，监军由中官出任，代表皇上监督军中的各级军官，包括主帅，监军掌控大军的粮草军饷，权力非常大，如果兵马统帅手中没有尚方宝剑，压根没有什么权力，一切都要听从监军的安排部署。
当初卢象升出任大都督，统领天下兵马抵御后金鞑子，高起潜是监军，卢象升手中没有尚方宝剑，根本无法调动军队。
杨嗣昌太熟悉这里面的奥妙了，尽管他手中持有尚方宝剑，掌握了权柄，但他很清楚，出任监军的中官，与皇上走得很近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如果因为军中权柄的问题，主帅与监军产生了矛盾，不管征伐的结局如何，主帅都为自身埋下了隐患。
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征伐厮杀的过程之中，主帅必须由绝对的权力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军令不折不扣的执行，如果主帅和监军之间产生了矛盾，不敢想象会在军中产生什么影响。
正月初二的时候，三边总督洪承畴上了奏折，奏陈延绥各地有镇守、监军、兵备和巡抚等官员，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力，一旦遭遇到事端的时候，权责难以统一，相互之间甚至可能形成掣肘，这种情形不能够继续持续下去，免得贻误了征伐大事，故而杨嗣昌建议，凡是地方上的军务，悉数归总兵官节制，若是军中或者城池中有镇守、监军和总兵官的，最终的军事决策权在总兵官的手中。
这份奏折从皇上手中到了内阁，又从内阁到了皇上的手中，最终还是回到了内阁。
皇上没有否定这份奏折，但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。
应该说洪承畴的胆子还是有些大，谁不知道监军是代表皇上监督各级军官的，尽管监军名义上不插手军务的事宜，原则上不指挥作战，但监军实际上管控一切，这都成为了惯例，众人部认可，洪承畴现如今提出的奏折条陈，无疑是将监军从指挥作战的序列之中排出去，将战时的权力集中到军事主官的手中。
奏折之中还点到了大明王朝的一个弊端，就是巡抚指挥总兵官作战的弊端，按照规矩，总兵官率领大军进入某地作战，应该是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，总兵官要受地方巡抚的节制，巡抚可以直接指挥总兵官，下达作战的命令，总兵官必须要听从，不敢违背，否则就很有可能遭遇到巡抚的弹劾。
要知道大明文臣与武将之间的地位悬殊太大，一品武将见到三品的文官，都是要行礼的。
洪承畴提出的道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，不管是满朝的文武，还是地方上的封疆大吏，内心都是认同这个观点的，只不过因为自身的利益，或者是考虑到造成的影响，不会有人向皇上和朝廷写去这样的奏折。
内阁在商议这份奏折的时候，意见倒是基本统一，都认为洪承畴的奏折写的很好，皇上应当下旨准予实施，只不过内阁的建议，一直都没有得到皇上的准许。
这一次，杨嗣昌以兵马大都督的身份前往中原，指挥大军剿灭流寇，他认为机会来了，如果能够恳请皇上准予这个奏折，那么他在接下来指挥大军作战的过程之中，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，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枝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