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三国因为当上了干事，干劲十足，像头疯狂的公牛，没日没夜地为我们学校的建设服务，我看在眼里，舒服在心里，他终于能够安心地呆在学校了，再也不能因为张春峰那句“庙小容不下他”而不安了。
这也是一个关于前任校长跟张春峰的故事。那天早晨第二节课，张春峰查完课，发现叶三国的课没人上，他给叶三国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，他气的火冒三丈，那头顶的毛此时也稀疏了不少。我当时没有课，正从三楼办公室里出来，恰巧遇见张春峰。我笑了笑，说查课啊。他说，见叶三国了吗？我说，没有。他说，正课都不上，我们这庙小容不下他。我把这话传给了叶三国，从那以后叶三国给张春峰的关系变的很坏，有时候在开大会时都针锋相对，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，张春峰越加厌烦他，他也越加给张春峰找麻烦。
因为这一件事，叶三国没有当成干事，没有在张春峰任校长时干过一件为学校服务的事情。那句话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，仿佛对他来说就是个诅咒——这里容不下我，哪里能容得下我？
曾经因为这句话，他喝了一个月的闷酒，到处散播张春峰的坏事，课上不好被张春峰批评。幸好，张春峰被我们搞掉了，他才能痛快地在边关中学过下去。
他我是不用再担心了，有他的事业，有他的目标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王长岭。
王长岭这个教语文的老师很不简单，比我大十岁，但经历的事情比我丰富的多的多。用他自己的话讲，我干过印刷，搞过牛蒡，拉过西瓜，弄过装潢，跑过工地，玩过蒜泥。的确，就我知道的，他在我们学校干过印刷，专门负责学校的讲义，后来因为张春峰少了他很多钱，他要了几十遍就是没要到，他一气之下告到教育局，自己的印刷室也不干了。
曾经一次在我们宿舍，我韩滔叶三国几个人，王长岭说他家的装修花了三十万。我们都不信，他说不信拉倒。我说我一个朋友干装潢的，三十万能装成皇宫一样，你家的房子才多少钱，你能花三十万装修。他说，我骗你干嘛，我那一块瓷砖都几百，我的床就三万，光一个厨房愣是花了五万，吊顶啊，打柜子啊，那加起来真的三十万。我说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他说，这你就不用问了，我干的事比你干的多得多，别忘了我比你大十岁呢，这十年不是白活的。
叶三国不相信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挣钱不容易，吹牛比较容易。韩滔没有讲话，因为韩滔已经被他的牛逼给吸引住了，韩滔不断地夸他“还是长岭厉害啊”。这就是老实人跟不老实人的区别，老实人是矮人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，不老实人是一切都以怀疑的态度，不会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。
三十万对一个来自边关的老师来说，的确是天文数字，我一直不敢相信。他后来索性说道，你们如果真不信，晚上去我家看看。我笑了笑说道，那饭怎么办？他两手插在自己的裤子口袋里，那那那饭当然是自己去饭店了。哈哈，你看你小气的，有钱的人都像你这么小气吗？我说道。我只是让你们看房子又没说要管饭，去不去拉倒，他说。
我们没有理会，因为从他的语气里我们听出了谎言。我们都没有去，因为谁都不会为了看他家的装修白白浪费来回五十块钱的车票。他家到底装修成什么样子，我们不知道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同事去过他们家，当然我们也不在乎，是好是差管我们什么事。
这吹牛谁都会吹，谁也都吹过牛，关键像他这样的这么喜欢吹牛，还吹的理直气壮的，少啊！但是他确实有过人之处，他最大的优点是告状，而且是专告领导的状。不过他告状是只告跟他有关的状，别人的事不是他的事他是不告的。他告状有时候自己感觉势单力薄，就喜欢把其他老师拉进去，而且说得有头有尾规规矩矩，其他老师每次都被他弄的晕头转向，但下一次还是被他绕进去，作为他的头阵先锋。
这不，上次因为绩效工资的事情，他跟张春峰吵了起来。
“我的绩效工资怎么这么少，才四千？”他还是两手抄着口袋，笔直地站在张春峰的面前。
“你找你们年级主任去，都是年级算的。”张春峰坐在凳子上不耐烦地说道。
“算肯定没有算错，错在你们的方案，绩效工资的方案要民主，民主了吗，我怎么不知道，这一百多人的联名信怎么不知道？”他做事总是准备在先，在去找张春峰的之前他早就把我们老师的联名信弄好了，他说的好——为了不平为了我们老师的利益要上告，同意的就在他给弄的那张纸上签字。但后来教育局下人来查我们才知道，联名的不仅仅是那一张纸，他自己背着我们又加进去很多材料，最后跟那张联名的纸钉在一起。
“你们有教师代表，制定方案的时候他们可都是参加了。”张春峰此时也站了起来，脸变的通红，两眼看着王长岭。
“好。”说着王长岭打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，别的老师早就在门口等着了，“你问问老师们，哪个代表参加的？我们这群人没有，我们也不知道代表怎么产生的？如果有代表那代表的话呢，代表话的记录呢？”
张春峰没有话说了，因为他知道，绩效工资的方案是副校长刘大木一手制定的，最后方案是由他自己拍板的，老师代表的意见就是狗屁，他们没人采纳，只是当场应付一下而已。
“这是第一次实行绩效工资，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，没有记录，但当时的确是开过会的，也讨论过了。”张春峰狡辩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