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隆四年，李彝兴听说大宋缺乏战马，送给大宋好马三百匹，太祖为嘉奖李彝兴，亲自让工匠为李彝兴制作了一条玉带，并询问使者，“你们李大帅腹围几何呀？”
当听使者说李彝兴是个胖子，太祖说：“汝帅真福人也。”
赵构看来太祖有一些示恩过大了，西平王李彝兴名为节度使，又上了臣表，封太尉逼平了本朝中功高至伟的赵普，献三百匹马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赐一条玉带赐就是了，尺寸多少叫底下人去问问即可。”
但那个时候大宋采取先南后北的方略平定天下，北方总该有个安定的环境，此举倒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妥。
尹待檄接话道，“老朽从无指点太祖的意思，当时北方除了夏州拓跋氏，代州刘氏之外，还有府州折氏、麟州杨氏、丰州藏才氏、灵武杨氏都属于藩镇一类的割据，示恩李彝兴没有不妥，老朽说的是后来。”
尹待檄说，太祖之后，我朝对外一直采取重辽轻夏，在经济上让步，而名义上强制夏国称臣这三项方略，并一以贯之的履行下来，恰恰没有因时因势的变通，缺陷才被夏国抓到手里，情况也就渐渐的不妙了。
单就重辽轻夏而言，我朝建立之初辽国是强大的一方，虎视耽耽的总要南下，夏国势弱，因而要结夏抗辽。
但随着澶渊之盟订立之后，辽国未再大举南下，而夏国则快速扩张，形势咄咄逼人，“此时还要拘泥着重辽轻夏不肯放弃，不能不说因循呆板。”
从实际效果上看，大宋对夏国本意是限制其发展，诱导其臣服，为此不惜奉送大量的岁币，想以经济的让步换取政治上的控制，但这个如意算盘最后落空了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。
直到李元昊公开建夏，自称兀卒，称大宋为东朝，夏国以西朝自居，距七十多年前太祖对其封爵赐带，局面已经彻底无法扭转了。
这个时候仁宗偏偏拒不承认夏国，想以强硬手段制服，不仅没达到目的，还激起夏国在三川口、好水川、定川寨对大宋三次用兵，宋军节节败退，对夏国彻底失控了。
在不得已的形势下，只得与夏国议和，仁宗朝花了三年功夫与夏国订立了庆历和约，大宋拿出去大量的岁币赐给夏国，银子，绢，茶叶总量在议和之后达到了二十五万五千两。
这么大的代价只换来元昊自称夏国主，向大宋称臣，可是事实上元昊依旧我行我素，不停的扰边，甚至就连大宋派往夏国的使者，元昊也敢将其阻挡在兴庆城外不予接见②。
大宋控制夏国的目的未获成功，只获得了对方表面上的称臣，满足了一下正统的自尊心而已，议和的巨额费用不但毫无价值和回报，还成为了朝廷和民间沉重的负担，代价实在太大了。
尹待檄说，宋，辽，夏三足鼎立，只要有一足变动，则鼎身已不稳，长期固执一法不知变通万万不可，无论是宋夏之间，或是宋金之间，谁能争取第三方的支持，谁也就掌握着主动。
在仁宗朝，对于大宋和夏国而言，辽国就成功的变成了最重要的第三方。
辽国就趁着宋夏纷争，借口李元昊对大辽克保君臣之道，实为甥舅之亲，向朝廷施加压力，轻易又从汴梁获得了银十万两，绢十万匹。
尹待檄在提到这件事时，掩饰不住遗憾的神情说，辽国在宋夏两国的纷争中付出了什么呢？只是付出了一句话，表明了一种态度，但是……宋国掏着钱，夏国得了仗势只会更加频烦的起刺儿，辽国收了好处只会得寸进尺插手的更多。
当年在定川寨大胜之后，李元昊就十分得意，号称“朕欲亲临渭水，直据长安”，夏国对宋使更持起了强硬的态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