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法之一就是走漏租税，有一部分人不缴租，造成了税产流失，减少。县府或再朝其他在籍户均摊，或以附加之法弥补损失，有势力的人家种田而不纳赋，他们的负担被转嫁到了其他民户头上。
手法之二就是利用其特殊身份，不交纳附加的征敛。此类征敛本就上不得台面，平民更不知道少收了谁的。
手法之三就是利用地方上租法的混乱，互相勾结抗拒官赋，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，下户贫民畏惧追究而重复纳租”。
该县官员不纳赋租者，更是屡屡见之，朱胜非说，该县的军政赈济等必要开支屡遭削减，县衙的基本职能已几乎瘫痪了。
除去官吏的俸禄以外，州县财政主要的开支项目，还包括地方军费与赈济两个大项，其中军费开支负担最重。
地方财政吃紧，军政建设不免受到影响，有些人的法子就是削减军额，或减扣军饷，以至兵卒逃亡，甚至激起兵变。
如遇荒年赈灾，大宋的地方赈济机构是常平仓与义仓，但不知从何时起，常平、义仓名不符实，常常被挪充经费。
随着地方财政不断恶化，乡里的义仓逐渐萎缩，几乎办不下去，慢慢的只好移到县里办，再慢慢的县里义仓也办不下去，只好移到州里做做样子。
武陵居然就在义仓米的征收上加收斛面、耗剩，将义举变成横敛，大肆加收。
但奇怪的是，钟相手下的乱匪们打开了义仓去看时，里面空空如野，连只老鼠洞都没有，库中只有几排货架子。
这只是说的义仓，而该县的常平钱米，用处就是大公使库，公事上的迎来送往，接待办宴，官员们随时可以从仓里调出取用。
而“饥民艰食，则坐视而无以加赈，名为常平，却只备州郡自身之急缺，至于养孤济遗等方面的事情，就没精力再管了。”
武陵令带着许多手下一夜之间都跑光了，别说张伯英，牛皋和李纲来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些人，他们的家宅几乎被一无所获的愤怒乱匪砸烂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在夹壁里掘到数不清的金银和铜钱。
乱匪将这些好东西装车要走时，张伯英的先头人马便撵上来了，撵的他们慌不择路，丢下大车小辆钻了山林子，东西被张伯英和朱胜非所得。
武陵县务废弛还有个表现，就是对灾荒年份的租赋减免常不执行，底下诉旱诉涝，县里一概不受理，也不往州里报备。
究其原因，在于荒年减免的数额，大多在上供的正额里减去了，县里赖以生存的粮物，其实在朝廷的减免中得不到一丁点好处。
因此当地人说，县里对给百姓的赈济让利分寸必较，如同割身上的肉，还三令五申的胁底下的诸乡，诸村，诸邑，不得申报旱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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